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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文東書法篆刻集評
     

      ■鐘明善

      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

      西安交通大學藝術系教授

        書法,是歷代中國文化人文化素質構架的基點。真正意義上的書法家,首先應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走出黃土高原,帶著軒轅黃帝創始的數千年農耕文化積淀熏陶的青年學者倪文東教授正是這樣一步步走進書法藝術殿堂的。
        文東是幸運的。他下過鄉,務過農。1978年文東作為恢復高考第一屆大學生,考入了西北大學,在西北大學中文系系統學習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基礎學科的漢語言文學。文東是勤奮的。他在學習中文的同時,廣泛地涉獵中外藝術的各個門類,而對中國書法藝術情有獨鐘。1982年走上教學崗位,在不到數十年的時間內他編著或主編了《書法鑒賞》、《書法與裝潢設計》、《20世紀陜西書法簡史》、《中國現代書畫家印款辭典》等20余部關于書法藝術的專著、教材和工具書,其中有幾部書填補了當代書法研究的空白。文東是聰穎善悟的。在書史書論研究的同時,他在書法藝術實踐中臨池不輟,漸悟、頓悟,逐漸進入到較高的藝術境界。他的書法、篆刻作品既重視傳統理法的繼承,又努力張揚自己的個性。其作品所傳遞出的藝術信息,既有溫文爾雅的書卷氣的一面,也有舒展暢達瀟灑倜儻的一面。作品結字中宮緊收且多取輻射,筆勢縱逸、神情外露正是他近年書法創作的一大特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在“變則通,通則久”的理念指引下,未來文東的書法怎么變,我不知道。我只希望他的書法沿著中國書法自己發展的道路在書法藝術個性化的追尋中,不斷打破舊的“中和”,尋找新的“中和”,不斷有好的藝術作品問世。

       

      ■叢文俊

      中國書協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吉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賈寶玉和林黛玉參禪,林試探其心意,賈云,但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看倪文東的書法,也有類似的感覺。書法美的多元性,自不待饒舌,而文東只取其簡、大二字,遂能給人以鮮明的印象。所謂簡,指用筆的勁直與強健的筋骨,施之于篆,則盡掃其欹曲纏綿,一股陽剛之氣躍然而生。張懷瓘論書法取“簡易之道”,而人們大都追求豐富,而豐富未必和諧,易亂易散,反不如簡易來得明快強烈。所謂大,指氣象大,書法精妙,不盡出于雕琢,有氣象雖簡也能精妙,武俠小說中常講無招勝有招,道理在于返樸歸真,以無勝有。其實,古往今來,誰也沒有能力集眾美于一身,那么何不求于自我,適其所適,還其本真呢?文東的字用筆痛快果敢,凌厲堅實,線條有質量,耐看,簡而能繁,或許就是這個道理。若營營瑣瑣,則無此氣象矣。文東也能行草,雖未如篆隸洞達,而氣度自在。其楷出于碑,得其大意,唯在用筆方面尚待更上一層樓,方能和篆隸比肩。文東也能治印,有才子氣。
       綜觀其書冊,個性突出是其特色,有時代感,“質以代興,妍因俗易”,于是自可體味。文東長于書法研究,新理異見,時時可見諸刊物,悟與得皆優。若以此比于其書,不亦宜乎!

       
     

      ■劉守安

      首都師范大學

      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文東先生由喜好書法、學習書法而當書法專業的教授,一直在勤奮地臨摹、研習書跡、印痕,一直未停止手中的毛筆與刻刀。其篆隸點畫勁健,結體章法追求雄放而又富有韻致,行草峻爽而瀟灑,治印追摹秦漢,尤重根據印文等設計點畫,結體與布局讀之使人目爽神清。除此之外,文東先生在理論著述方面也有諸多成果。文東先生于“藝”與“學”兩個方面都成果甚豐,這是他堅持按照學書的路徑學書,按照治學的路徑治學的結果,兩手都“抓”,兩手都“硬”。有人認為,一些學問家字寫得好,那是因為學問大,促進了書法。似乎學問大了,那字跡自然就有了“書卷氣”,書法水平就會提高;書法家在學書方面下的功夫大了,學問也會隨之增長,書法家也便成了學問家。其實,這里包含著某種誤解。很多學者,著作等身,而其字寫得并不一定好,或者就談不上“書法水平”;一些書家字寫得相當出色,但學問一般,難稱“學者”。這是因為“學”與“藝”(“書”)本為二事,判分兩途。學問是指科學,追求的是“真”。治“學”需要博覽群書,爬梳資料,歸納總結,概括提煉,這是一種抽象思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也可能需要書寫,但只是記錄思維的結果,并不注意字“形”方面的點畫、結體、章法等;而學“書”則需要在具體的書寫實踐中讀碑臨帖,掌握各類字體書體的點畫結構、章法,并體悟毛筆的使轉提按之理,摸索筆墨性情,以求能寫出自己滿意別人也喜歡的字體。所追求的是字跡的“美”。在這個過程中,形象思維占主導地位。治“學”與習“藝”,目標與途徑卻不相同。所以單純地研治學問難能有效地提高書法水平,單純地學習書法也難有效地增長學問。一方難以有效地“促進”、“帶動”另一方。至于說一些書法家也是學者,一些學者也是書法家,這是因為這些學者或書家在學“藝”與治“學”兩個方面都下了功夫,他們遵循各自的規律不斷研習、實踐,或“學”與“藝”并重,或階段性有所側重,并非是書藝帶動了學問,或學問促進了書藝。文東先生深悟此理。他治“學”與習“藝”并重,“雙管齊下”,所以才取得兩個方面的成就。當然,社會分工各不相同,每個人的情況千差萬別,尤其在今天的時代,學者未必都要當書法家,書家也未必都去當學者。書家多數為“業余”,能在業余時間把字寫好,為社會提供高雅的書法作品已甚為難能;學者能鉆研學理,為社會提供高水平的學術成果也很值得尊敬,不必人人都提出一個當“學者型書家”或“書家型學者”的目標。

       
       

      ■董 文

      沈陽師范大學書法研究所所長

      教授

       倪文東擅篆、隸。“篆尚婉而通”(孫過庭《書譜》)。無疑,倪文東準確地把握了篆書筆法的要妙。如何婉通?諦觀倪氏筆下,逆鋒入紙后,多以中鋒運行,疾澀之間,氣力充沛,筆畫圓勁而豐腴,筋骨血肉各得其宜。轉折處,貴能提筆中含,絞轉抽拔,周旋自如,遂使圭角無痕。其線條曲直交錯,參差排疊,剛柔相濟,粗細停勻。既堅勁如鐵線盤紆,活脫圓融,又靈動飄逸,若飛若舞,氣勢開張,無矜持造作鼓努為力之弊,似不經意而匠心獨運,得蒼古、蕭散、遒美、醇雅之致,氣格可謂不俗。倪文東的隸書,多以篆法為之而別饒風致。提按之間,不恪守“蠶頭雁尾”波磔分明的漢碑通則,分行布白亦不描摹漢隸端正勻適的儀態,作品中看不到應規入矩一味蹈襲古人的形跡,伸縮揖讓、疏密奇正多出于自己對自然、藝術、人生感悟后的新意,展示出獨特的審美意趣。
       具有濃重古典意味的篆、隸書是偏于“居靜以治動”的書體,易見功力而難以表達書家的性情心緒,故當今書壇篆、隸大家不為多見。而倪氏在傾情秦漢諳通古法后,筆下雖不乏《石鼓文》、《嶧山碑》、鐘鼎盤彝,以及《石門頌》等碑銘的古風遺韻,更多的是將端莊平正,嚴謹整飭的篆、隸,脫化成與自己心律合拍的抒情意味很強甚或是有行書色彩的自家風貌。這是功力、膽識和學養的綜合所致。應該提及的是,倪文東的篆、隸書,與其兼擅篆刻互為補益。結合印作不難看出,他以刀代筆,運筆如刀,刀功筆力相生相益。書情印趣濡染滲化的特點,使得他在兩種藝術的創作中彼此滋養,相得益彰。因此,他的篆、隸書中又多了幾分可貴的金氣石息。

     
       

      ■任 平

      中國書法家協會教育委員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博士生導師

       近觀倪文東先生的書法篆刻作品集,清新雋古之氣撲面而來。文東兄各體皆能,而我尤喜愛他的篆書。當今書篆者,以固守李斯、李陽冰者為多,工整嚴謹有余而靈動飄逸不足。文東兄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子,寫出了自己的一種風格。他習古而不泥古,潛心學習古人。不但追摹其形,而且揣摩古人的精神氣質乃至鮮活的書寫狀態,于是乎,筆下之字便有姿有態,如歌如訴。這種才情韻味,是古人和今人的巧妙融合,我認為,這是“習古不泥古”的要領所在。而文東兄正是這樣用心在做的。從技法上看,文東篆書的一大特點是中鋒、側鋒并用。無論篆、隸,其起筆處常見側筆露鋒,收筆處亦時有放逸,加上筆畫交接之處,斷連參差;筆畫并行之處,正斜疏密自然生發,收放之勢亦隨整體布局而生。故雖曰篆書,卻有行草書那種行云流水之感,觀之甚覺酣暢。文東的篆書與他的篆刻又是相互輝映的。書法中的爽勁線條,在篆刻中時時出現;篆刻中的巧妙布局,在書法中也被靈活運用。斗方“即心是佛”,其中“心”呈斜勢,在布局上是對四平八穩形勢的一破。
       

      ■趙熊

      中國書法家協會篆刻委員

      西安終南印社社長

       篆刻藝術就其形式構成而言,大致可分為兩大系統,即秦漢印系統和古璽印系統。秦漢印形式的形成,首先緣于秦代摹印篆的形成和完善,這種以平直取勢的文字與方形印面相和諧,總體上呈現出一種靜美情緒。古璽印系統則充分利用大篆文字結構多變及外形不甚整飭的特點,總體上表現出一種動美情緒。文東治印先以秦漢印入手,并在其靜態的結構中,留心于動態的輔助變化,頗得秦漢印的真諦。如其作品中“長城”一印,戈部的斜弧線運用在全印中至為關鍵;又如“碑亭”印,碑字右下的斜線處理,“廣元”印廣字下部斜線的運用都能見其機杼。在對古璽印的學習與借鑒中,文東善于把握大篆文字的動態結構,并注意變化組織出不同的線條肌理,使之和諧地安置于整體之中,其中如“吳珊”印,可稱佳構。“竹內藏書”一印借助于秦印形式,卻又適度地選用了大篆結構,作品別具情趣。總的來說,文東的印章作品呈現出一種清和靜穆之氣,不慍不火,讀來如清溪和風。近年來文東偏重于學術研究及書法教學,編著尤豐,同時他又能勤于書法篆刻的創作實踐,誠為可賀。
       

      ■李志慧

      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文東從學習文學轉入書學研究和書法創作,這是他的優勢。作為藝術,書法有其獨特的筆墨技巧和藝術規律;但說到底也只是一種手段,一種載體,它表現的、托載的是書者的學養、胸襟、氣度。從未見胸無點墨而能成為書家者。文東認為,“書法是心靈的藝術,是傳統文化和現代意識的有機結合。”可謂破的之論。對書法藝術而言,傳統文化是基礎,現代意識是生命,個性是靈魂。文東對古今中外文學、文論、古今漢語的系統學習,為他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使他在書學研究中將書史的梳理、書論的探討、書藝的鑒賞與書體的解析互相結合,既有學理的義法,更富藝理的品位。他在書法創作中廣泛涉獵,諸體皆能,其篆、隸、楷、行、草諸體的用筆、結字、章法,沒有隨波逐流,狂涂亂抹,而是具有傳統書藝的功底,卻又不是傳統的翻版,因為對古人的亦步亦趨,只能炮制出歷史的僵尸和藝術的木乃伊(這在電腦已能排列組合出多種書體的時代更無價值)。在他的書作中滲透著新鮮的現代意識,跳動著活潑的性靈。
     
    ■  摘自《書法賞評》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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