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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外語的故事

    倪 文 東

     

        如今,外語作為現代人必要的語言交流工具,似乎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但在我卻有著許多無奈的故事。我上大學時學過英語,畢業后為了考研復習過英語,為了晉升職稱又從頭學過日語,我學了忘,用時再學,始終沒有學好。我不喜歡外語、憎很外語!現在,我已經是大學教授,指導碩士 和 博士研究生,以我自己的經驗和教訓,我勸我的學生要學好外語,不要像我一樣被外語所耽誤,因為,現在外語成了考研的敲門磚或攔路虎。我和外語的故事,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但回想起來,卻很有一些感觸。所以,我把我和外語的故事寫出來,和朋友們交流。

        我是1978年恢復高考后,考上大學的第一屆學生。我從陜北的最南縣——黃陵縣來到古城西安一所重點大學——西北大學。我學的專業是中國文學,重點是學習中外文學理論。因為剛剛恢復高等教育,一切還都不那么正規,所以我們當時的外語課是選學,可學可不學。給我們配備的英語教師是外語系最年長的石老師。 石老師人很好,就是教學方法有些問題。他每次上課前總要說以一句話:“梁上跳下來個黑旋風”表示一點幽默,以引起我們的注意。他帶領我們從ABCD等26個字母開始學起,不厭其煩地領著我們讀課文、做專業。第一學期考試結束后,我的外語成績是89分,因為開始學習內容還比較簡單,我學得也比較認真,所以成績還不錯。到了第二學期,由于學習內容逐漸變難,我學得比較吃力,成績也開始下降。到了學期末,只考了 65 分。到了第三學期,我干脆就不學外語了。每天清晨我就和同學們在城河邊背誦古詩,而外系的同學背誦的都是外語單詞。我不知道是自己不喜歡外語,還是對外語有一種自然的抵觸情緒,反正就是學不進去。于是,我就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專業學習上,天天背誦古文,朗誦古詩,不是抄寫,就是背誦。為了學好古文,我曾經把《論語》和《道德經》抄寫過三遍,也曾抄寫過《楚辭》和唐宋古文等。

        我1982年1月大學畢業后,留在西北大學黨委組織部工作,在組織部作文書工作。我那時候最大的希望就是能作一名大學教師,作教師就要考碩士研究生。所以,畢業后的第二年,我就參加了全國研究生入學考試。我當時報考的是南京大學中文系 侯鏡昶 教授的碩士研究生。侯鏡昶是著名學者、南京大學教授胡小石的學生, 胡先生又是著名的書法家,曾擔任南京書法印章研究會會長,是民國時期著名書法家李瑞清(清道人)的學生。他們師徒是一個著名的碑學體系的書法流派,能在 侯鏡昶 先生的指導下研習碑學書法是我最大的愿望。因此,我當時找了許多有關碑學的理論書籍來閱讀。當時考試的科目有:文藝理論、書法理論和外語、政治,成績出來后我得知,我文藝理論考了 86 分,書法理論考了 92 分,政治考了 80 分,但外語只考了 32 分(那時是百分制)。應該說,英語考了 32 分,對我來說已經很不容易了,但很遺憾,不夠當時南京大學的外語分數線。為此, 侯鏡昶 先生拿著我的成績單,到學校的研究生招生辦去交涉。他給研招辦的領導說:“這個從西安碑林來的考生專業成績非常好,其他課目的成績也不錯,就是外語差點,能不能破格錄取?”研招辦的老師說:“不行!這是學校的規定,外語不合格是不能被錄取的!”我考研究生的愿望就這樣成了泡影。得知這個消息后,我非常傷心,極其郁悶,我恨外語,恨我自己不爭氣,恨這個不合理的考試制度!我想了許多,許多:為什么我們考中國書法的研究生,非要考外語,為什么不讓我們考古漢語?搞傳統文化藝術研究的人學外語究竟有多大的用處?我當時受到很大的打擊,發誓再也不學外語,不考研究生了!

        世界上的事情真怪,我恨外語!但又離不開外語,弄不好,我又要栽倒在外語上面了。研究生我可以不考,但職稱可不能不評? 1993 年我要評副教授了,學校要求考外語。我猶豫了,考還是不考?,考,我肯定不行:不考,那就意味著要當一輩子講師了。為了自己今后的發展,我決定還是考外語。但我決定不考英語,而是在朋友的鼓勵下,開始學日語。我買了一套的《標準日本語》和磁帶,自費在西北大學勞動服務公司辦的夜大班學日語。當時是西北大學外語系退休的劉保原 教授和韓倩彬教授在教日語,我就跟他們從零開始學日語。我晚上去聽課,白天聽磁帶、做專業。那時我已經從宣傳部調到藝術教研室教書法課。除了上課、學日語,我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干,一心一意學日語。說起來,我這個人就是有那么一種精神,說到做到,排除一切干擾學日語。由于學習認真、刻苦,我經常受到 老師的表揚。由于我是教書法的,所以日語文字寫來得心應手,因為日語文字就是由我們中國漢唐時期的草書符號和楷書偏旁部首改造而成的。經過一年的刻苦、認真學習,我的日語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學校組織的職稱考外語試中,我的日語考了 86 分。后來由于我的教齡不夠,要申報破格副教授,必須參加陜西省教委組織的全省職稱外語考試。最后,我在全省職稱外語考試中,獲得了 92 分的好成績。我太高興了,我的努力終于有了回報。因為,別人不知道我是怎樣在一年中學習日語的,我所吃的苦,受的累,只有我自己心理清楚。那一年里,我幾乎每天只休息四五個小時,把別人用來休息、聊天、游玩的時間,都用到了日語學習上。我將教材背得滾瓜爛熟,別人念一段話,我可以知道在教材的哪一頁,哪一自然段,哪一行。所以,考試可以說不在話下,兩個小時的考試時間,我只用了 40 分鐘就答完了,根本就不用翻詞典。當我考完日語后,就把日語教材和磁帶全燒了!

        五年后的 1998 年,我要在西北大學評教授,按照規定,凡是在評副教授時參加過全省外語考試的教師,成績有效,就不用再考外語了。 1998 年是執行這一政策的最后一年,從 1999 就要開始全國統一考職稱外語了。我很幸運,由于我的教學和科研成績突出,曾兩次獲得省部級教學成果獎,出版有 10 多部專著和教材,發表論文 10 多篇,所以我 1998 年在西北大學順利地評上了教授。我不用再考外語了,我慶幸自己從此可以不再和外語打交道了!

        由于我教學和科研成果突出,于 2001 年從西北大學調入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書法系任教。 2002 年,我獲得了北京師范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導師資格,開始培養和指導碩士研究生。每當我看到許多專業成績非常好的學生,由于外語成績不合格而被拒之門外時,我又想起了有關自己和外語的故事,我為專業優秀的學生而感到遺憾!我的故事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但我的故事又在我的學生身上延續。可恨的外語和可憎的制度,仍然還在扼殺藝術創造人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 陳丹青 教授拍案而起,毅然辭職。他太不理解這個不講道理的規矩了,專業成績好的學生外語不合格,外語合格的學生專業成績差,一個各方面都很平庸的學生,將來會有什么藝術創造性? 陳丹青 先生想要以自己的辭職,來抨擊這個不合理的研究生考試制度,來喚醒藝術教育家的良知。

        我不喜歡外語,不愛學外語,可以說憎恨外語(只有用這個詞,才能表達我的積怨和遺憾)! 但我并沒有任何不想讓別人不學外語的意思。我強烈呼吁,取消傳統文化藝術專業研究生的外語考試制度,改為考古漢語。書法的根在中國,從事書法研究和教學的人不需要學任何外語。我就是想不通,要所有非外語專業的老師和學生都學外語,那我們還要那么多外語專業的老師和學生干什么?還要外語的翻譯干什么?我們把別人的事情都做了,還讓別人怎樣從業和發展?

     

     
         
    1978年2月我考入西北大學中文系學習
    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我如愿以償地到美育教研室教書法課
    西北大學學生書法學會1980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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